为何国人唤不醒

昨天听了郭文贵先生和路德社的直播,我的心情和战友们一样非常沉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大难将至,但是国人却还没有意识,依旧歌舞升平岁月静好,都在等着拜登上台中美恢复贸易继续赚钱,有“眼光长远”者已经在设想川普下台后怎么逃避清算了。从笔者自身的经历来看,确实很有挫折感,三年多下来传播爆料革命,但身边的人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近亲属,基本都没有被唤醒的,有个别的醒来一会又昏睡过去了,还抱怨你打扰了他的美梦。笔者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中共掌控了国家机器和几乎全部社会资源,操控股市和汇率,用擀面杖子打破所有的理性预期。比如今年以来病毒蔓延,我一直劝朋友卖股票,但是中共却把上海股市从2800点附近搞到3400点,涨幅超过20%,创业板的涨幅更是达到50%,道指从2万点附近连续上涨创了3万点的历史新高。我还劝朋友换美元,结果中共把汇率从7以上搞到6.55附近,我只好同他们说,如果将来人民币汇率贬到20甚至更高,你还在乎现在是7还是6.5吗?结果没有人信。涵养好一点的回复你一声“嗯”,从此只谈琐事不谈经济,涵养不好的会抱怨和挖苦你几句,从此很少来往。再早的三年前劝朋友卖房子换美元,结果房价还继续上涨,汇率也没有贬值。中共利用人们看重短期利益的特点,让你无法理性预期,只有跟着他的指挥棒走,中国股市有句话叫“炒股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现实的、眼前的利益让爆料革命唤不醒他们。

第二,中共的银弹攻势确有成效。最近十年,中共拿着十四亿奴隶辛苦赚取的十多万亿美元在全世界搞银弹外交,一方面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诱惑和拉拢华尔街资本和硅谷巨头,一方面收买全球政客和各界人士。你首先看到香港的官员、台湾的政客拜倒在中共的膝下,然后是欧洲主要国家,国际组织,最后是美国的议员、州长、主流媒体、大学智库好莱坞、学术界,直至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为了几千万美元而出卖美国在南海的利益。最近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前副总统、本次总统候选人拜登家族深陷中共的利益之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司法界也被渗透,DOJ、FBI、CIA、各级法官检察官等等,拜登离总统大位只有一步之遥。中共还手握这些政客的证据相要挟。如果没有爆料革命,中共就成功控制美国了。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的四个自信、中共官员的傲慢和对西方的鄙视、华春莹赵立坚们的战狼外交是有道理的。笔者曾经和金灿荣有过一次交流,我问他那些大话的依据,他不屑地笑着回答(大意):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决定了党可以集中使用全社会的资源(就是有十四亿奴隶为党赚钱),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比我们有实力(有钱),而且不受约束(可以随便花),西方那些政客也是人嘛,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也有弱点嘛,等等。中共官场从上到下都是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普通民众,胡锡进、金灿荣之流的言论在民众中很有市场,让民众真的以为中国很强大了,要超过美国了,西方社会不敢对中共怎么样,于是爆料革命唤不醒他们。

第三,中共多年来处心积虑收买和豢养了一大批伪民运人士,挑拨他们为争一点狗粮而互相争斗互相揭发互相攻击,搞得一地鸡毛。一方面让西方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希望,一方面也误导海外华人和国内民众,让他们觉得只要是搞民主运动的人都是一帮垃圾,还不如中共的统治。加上中共故意抹黑和诬陷郭文贵先生,让民众误以为爆料革命和这些伪民运是一类人,不相信爆料革命。笔者曾向一些海外华人朋友介绍过郭文贵先生,他们对郭先生都有很深的误解,温和一点的说郭先生不靠谱,不客气的就说郭先生是骗子,甚至用嘲笑的口气反问“你居然会相信他”。这些人还基本都是华人中的精英,他们的观点传回国内很影响国内的民众。唉,很难唤醒他们。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共长期设立防火墙控制国内的媒体和舆论,造成国内民众对真实信息的无知和麻木,加上中共奉行的是戈培尔的观点: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要撒就撒天大的谎,要做恶就做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恶!那些中共高层的乱伦、荒淫和贪腐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于是善良和无知让国内民众不相信爆料革命传播的真相。中共不仅控制了国内的媒体,还控制了美国和西方的主要媒体为中共站台,培养大外宣、九层妖塔同中共一唱一和误导公众。比如我告诉他们闫博士公开的病毒真相,中共就引用国外被他们收买的权威人士的观点误导民众,造成国内民众普遍不信,加上他们的善良,他们死活不信这个病毒是中共故意制造并毒杀了本国人民,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坏到这个程度。再比如我告诉他们吃硫酸羟氯喹预防中共病毒,他们居然能拿出中共转载的WTO、美国CDC、“德高望重”的权威福奇博士等人的观点,甚至还有川普改口说停止服用羟氯喹的视频,来说明这个药没用。由于本人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别说国内民众,就是海外华人也很少相信。中共长期的灌输和洗脑让民众分不清真假和是非,唉,真是没办法,唤不醒他们。

第五,也是根本的一点,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做惯了奴隶,只知道苟且偷生,内心缺乏善恶和正义,作为一个群体早已经没有了血性。远的商鞅驭民五术不谈,蒙元攻打南宋时对汉人的大屠杀、非人道的管制,满清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发不留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以及中共时期的反右、文革、六四,中国民众已经失去了反抗强权的意识,习惯于依附强权,整体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描述的那样,开始是抵触强权,随后习惯于强权,最后离不开强权。民众对真相普遍有一种潜意识的抵触,认为真相打扰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清醒反而会引发痛苦,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个“铁屋子。

跟随文贵先生三年多来,亲身经历了文贵先生苦口婆心、掏心掏肺、杜鹃啼血般的呐喊、警示,百折不挠传递真相,终于首先唤醒了美国人民。我相信很多战友都有和我类似的向国内朋友和海外华人传播真相时遇到的经历。中国民众自身是有问题,但是根源在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我们这个民族不乏有血性抵抗强权的基因,远有文天祥、江阴八十一日,近有张志新、林昭、杨佳,更有闫丽梦博士和我们千百万爆料革命的战友,香港民众一年多坚持不懈的抗争,这些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让我们看到了华人的希望。我们应该发扬知难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永不停止传播真相,能唤醒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至少让国内民众在大难来临之前有个心理准备。推翻中共后我们还要继续传播真相,启蒙大众,排除中共多年来灌输于民众内心的毒素,直到我们民族迎来真正的内心的解放。

天佑我中华民族免遭劫难!

作者:纽约香草山写作组  三票先生

世界媒体巨头与中共的勾兑

据ucannews报道, 当今世界媒体巨头们的自我审查意识令中共当局相当满意。

6月4日是中国天安门广场屠杀的周年纪念日,1989年的这一天,解放军的坦克和士兵血腥镇压了成千上万的民主抗议者。但是这一天,却没有看见世界主流媒体的任何纪念文章和报道,这段记忆仿佛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提供此类数据的美国中介公司Refinitiv,对此类内容进行审查以符合北京的规定。更有甚者,该公司原本只是试图审查中共国的信息,但“中国以外的许多用户也看不到这些故事”了。

这是中共利用其影响力“重塑”全球媒体环境的例证。

现在,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福布斯》,《电讯报》,美联社(AP)和Google之类的主要媒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共国有千丝万缕的生意 往来 ,例如,提供接入,数据,网络等服务,以及市场广告业务和合作伙伴交易。

尽管这些媒体可能会否认,或视而不见这种由利益带来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媒体对可能招致中共不快的敏感话题,以及那些可能导致其利益损失的文章处处加以限制。 而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可能因越过红线导致失去工作。 例如,2013年,彭博社(Bloomberg)暂停了迈克尔·福赛斯(Michael Forsythe)的工作,据称是由于担心他撰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大亨与共产党最高官员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可能导致彭博社被驱逐出中共国。而彭博社的金融终端业务在中共国有着可观的收入,远高于其媒体业务利润,彭博新闻实际上只是其金融终端业务的广告而已。

Refinitiv的Eikon终端机是彭博终端机的竞争者,黑石集团领导一家拥有Refinitiv 55%股份的公司。汤森路透拥有其余的百分之四十五,并拥有路透新闻代理机构。

自2007年以来,黑石集团已向中共国买家出售了至少价值320亿美元的资产。据报道,路透社新闻总裁对Refinitiv表示担忧,因为如果将Eikon终端排除在中共国市场之外,汤姆森路透社和黑石集团都将损失可观的收入,因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家公司都希望Refinitiv   以牺牲新闻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在中共国的业务。

由此可见,中共是如何以利益为诱饵,将彭博社,汤森路透社和黑石集团玩于股掌之中,并最终让他们失去新闻操守的。

另外,中共党媒之一的《中国日报》已经在30多家外国报纸上购买了大量广告,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西雅图时报》,《得梅因报刊》,《费加罗报》,《埃尔佩斯》,悉尼《先驱晨报》和《每日新闻》。不难看出,利用广告诱惑也是中共影响,控制这些媒体巨头的手段之一。

除了对世界媒体巨头们的利诱,中共同样没有放过那些在中共国投资的大型技术企业,比如

在5月下旬和6月初,当美国政府试图将华为排除在美国技术范围之外,中共政府威胁要制定一份不合作的外国技术公司的黑名单。他们召集包括微软和三星等几家公司,警告他们如果中断对华供应,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共的威胁无疑将这些商业巨头推向了面临法律纠纷和政治漩涡的危险境地。

另外,中共不仅寻求技术上的支持,还利用这些大型技术公司来影响政治倾向。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与技术专业人士的会议上,“中共当局暗示这些公司游说其政府以免除对华为的禁令。”而谷歌确实这么做了。

根据一位华为高级官员的说法, 谷歌就是“华为的使者”。华为董事长说:“谷歌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公司。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 那么,华为是否会使用被阉割了关于天安门屠杀搜索的谷歌在国外发售呢?答案很可能是。

谷歌拥有的新闻服务,不仅禁止VPN广告,而且最近还禁止了中国VPN软件评测的广​​告。中国新闻消费者对VPN访问的减少将大大降低他们访问未经中共批准的媒体网站的能力。

当然,中共的做法远不止于此,据称,他们与Berggruen Institute合作也令人关注,后者是Huffington Post和Washington Post的合作伙伴,并在“世界邮政咨询委员会”旗下发布新闻,这些文章通常是表达对中共国的同情。而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郑必坚则是中共党员。

另外,今年11月,美联社与另一家中共国有媒体新华社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政府指控新华社在美国行使情报职能,并于2018年要求新华社和中共CGTN注册为从事宣传活动的外国代理人。而新华社正在扩大其覆盖范围,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消息传递的质量,他们聘用了当地记者和主持人,在当地频道上进行宣称和广播。

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和社会团体中,中共的渗透也是不遗余力。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施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是Berggruen研究所的成员,并支持那些所谓同情中国的组织如亚洲协会,清华大学和他自己的施瓦茨曼学者计划(Schwarzman Scholars Program)。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该计划的教授,同时还是伯格鲁恩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贝尔是同情中国的最著名作家之一。他的著作《中国模式:政治功利主义与民主的局限》公然鼓吹,中共国的精英政治制度可以弥补民主的缺陷。

同时,Schwarzman和亿万富翁莫里斯·格林伯格(CV Starr&Co.的首席执行长)都以实质性或非实质性的方式支持了纽约中国总商会(CGCC),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牵头,中国总商会在纽约的国际投资会议上与Michael Bloomberg及其公司进行了合作。而中共的大型企业海航集团也与中国总商会有合作关系。 另外,中国总商会所属的基金会还资助了铑集团(Rhodium Group)关于美国对华投资研究, 并将研究报告提交给了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而该委员会是一个长期亲共的组织。《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CNN,彭博社,《洛杉矶时报》,CNBC和BBC对此项研究进行了广泛而且积极的报道。

福布斯(Forbes)是一家在中共国覆盖率日益提高的媒体公司,现在由一家神秘的香港公司控股。该公司曾强行砍掉了一篇批评亿万富翁Ronnie Chan 文章。 人们注意到,Ronnie Chan参加了2014年习近平会见70位商业和政治领袖的北京会议,其中包括15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这标志着他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分析人士指出,在该会议上,习近平并未使用中共此前宣称的”香港人民统治香港”和“高度自治”等词汇。

而不久之后,此前曾批评中共国的几位作家,包括高登·张(Gordon Chang)和克劳迪娅·罗塞特(Claudia Rosett),被取消了与《福布斯》的合约。

另一位激烈批评中共的新闻记者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遭到何志平(Patrick Ho)和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的起诉。何曾是香港政治家,也是中国华信智库的负责人。他目前在美国监狱服刑,罪名是涉嫌贿赂和洗钱。2018年,检察官声称他们有证据表明,何贿赂了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John Ashe),后者之后神秘离世。

无独有偶,另外两名调查中共如何在欧美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作家马丁·哈拉(Martin Hala)和马克·斯托克斯(Mark Stokes),也同样受到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的诉讼的威胁。根据哈拉的说法:“臭名昭著的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威胁起诉我们的出版合作伙伴,导致我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什么都不能发表。”

在新西兰,一位就职于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经常撰写有关中共国影响力文章的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 Marie Brady)教授,告诉记者她的一台旧电脑在家中被窃,显然是因为里面存储了有价值的信息。中共被怀疑主导了此次盗窃行为。

本月,已退休的准将罗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的个人计算机遭到黑客攻击,他现在专注于研究保护未来的美国5G基础设施免遭中共攻击。他说所有文件都被删除,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中共。他还曾在2014年因一篇有关乌克兰腐败的文章而受到法律和死亡威胁。

该篇文章较早的版本于6月13日在另一个平台上发布之后,旋即收到《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斯(Nathan Gardels)的电子邮件,内容为:“您的文章不正确,我们坚持要求您撤回,否则或面临法律诉讼。”而这位加德斯与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3年,他是Berggruen研究所的高级顾问,该研究所已投资2550万美元在北京大学建立了Berggruen中国研究中心。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那些试图揭露中共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作者受到法律威胁,入室盗窃,黑客攻击等等骚扰,并对调查报道产生了寒蝉效应,这也导致人们开始对民主的重要性和面临的风险进行公正的调查,即威权政府是否在暗中利用财富和权力影响民主决策过程。

尽管仍有西方媒体对中共保持着批判态度,但西方媒体与中共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加上中共政府对其施加的利益诱惑和大棒威胁,人们很难相信这些媒体的报道和分析可以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

现在,那些真正独立的媒体,包括小报纸和博客作者,对监督媒体巨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为新闻调查和学术研究提供法律保护,以及立法反对中共的宣称和影响已是当务之急。这些花费不大的举措可以使更多的独立媒体发声,让世人获得更多真相。我们亏欠太多,特别是对那些在1989年6月4日因追求自由民主而牺牲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我们如果想成功地将自由留给未来就必须传播真相。

https://www.ucanews.com/news/the-big-business-of-self-censorship-over-china/8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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